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进城从事二、三产业。与此同时，一大批未成年的孩子被留在家里，在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儿童群体——留守儿童。根据2005年全国妇联、中华家庭研究会举行的中国人口问题研讨会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由此产生近2000万少年儿童留守家中。而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最新统计，我国现有农民工已增至1.5亿，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留守儿童的数据也将与日俱增。
据了解，这些“留守儿童”由于正常家庭教育的缺失，心理问题增多，道德出现滑坡；而且由于留守儿童缺少应有的关爱和教育，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障，身心发展尤其是品德、心理健康成长方面存在的问题正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学校、家庭、社会的一个教育管理难题。近日，记者对我省留守儿童的现状做了一些调查。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多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留守儿童是单亲监护或隔代监护，父母中的一方外出打工，孩子交给另一方照管，或是父母同时外出打工，孩子由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抚养，也有的被托付给亲戚、朋友。而外出务工的一方面父母忙于工作，另一方面也为了减少开支，回家的次数很少，长期分离和缺乏联系使儿童无法得到父母正常的引导和关心，家长也无法了解子女的心理、思想变化。亲情的缺失甚至使一部分儿童对父母产生怨恨情绪，使双方的代沟加深。这些孩子有烦恼却没有正常交流的宣泄途径，比较容易走极端，造成心理抑郁，性格孤僻，在看到别的孩子和父母在一起亲昵的时候会感觉自己被“遗弃”了。
11岁的小豪是贵州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入狱了，为了养活几个孩子，母亲常年在外打工，他被寄养在外婆家里，尽管外婆对小豪非常疼爱，可是每次看到别的孩子拉着妈妈的手撒娇的时候，小豪就会偷偷地跑到没人的地方抹眼泪，他不记得有多久没有见过妈妈了，不过最短的一次他记得是隔了8个月。尽管小豪自己也明白母亲的苦衷，可是长期见不到妈妈的痛苦让他渐渐地对母亲有了怨恨，“我妈妈除了把我生下来，别的什么都没做”，云南省家馨儿童救助中心的李俊老师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豪说这话时的表情。小豪后来和二哥哥偷偷地离家出走了，从贵州来到云南，从留守走向流浪，直到半年后小豪才被救助站送回了家。
由于家长不在身边，监护人又多是爷爷、奶奶等祖辈，他们多认为孩子不在父母身边很可怜，因而对留守儿童管理不到位，缺乏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只要不犯大错，对孩子的行为一般都采取认可态度，再者，由于老人本身也上了年纪，有的时候管教起来也是力不从心。孩子的生活习惯、学习无人督促，造成行为偏差。调查中记者发现，许多留守儿童在家里不听祖辈教导，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常有迟到、旷课、逃学、说谎打架、欺负同学等行为，有的迷恋桌球室、网吧和游戏厅，甚至与社会上一些有不良习气的成人混在一起，最后就有可能离家出走，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李俊老师谈到，亲子关系缺失影响着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人格发育，这时，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畅通的倾诉渠道，需要成年人正确的引导。远在他乡的父母显然不能成为他们的倾诉对象，而监护人又无暇顾及他们的情绪情感变化，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极为不利，常引发种种心理问题，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缺乏自信、悲观消极等。
我省曲靖市近年来外出务工农民逐渐增多，一些农民工家庭的子女留在家乡就学，他们的孩子也成了由老人或亲戚照顾的“留守儿童”。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盐水村大部分属于山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靠几亩薄田难以实现温饱，于是很多农民选择放下耕牛、犁头走进城市打工挣钱。据盐水村村委会统计，2004年外出务工农民由以往每年300多人猛增到600多人，去年各村组外出务工就达到800多人。外出农民工家庭中，只有极少数把自己的子女带着在外地就学，大部分家庭都把子女留在了家乡上学。记者致电盐水村小学，向校长孙忠富了解到，盐水小学从学前班到六年级9个班共305名学生中有“留守儿童”79人。据孙忠富介绍，在家充当这些“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是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其他亲戚，而这些监护人中绝大多数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基本不能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孙忠富认为，长期缺乏父母的关怀，直接影响着这些“留守儿童”的学习和身心的健康成长。 盐水小学曾组织老师把这些“留守儿童”和其他学生作过比较，这些学生的表现为：普遍不爱和同学交往，厌学情绪较重，自理能力、自律能力、交往能力都比较弱，普遍反映出一种自卑心理，并由此产生了自暴自弃、厌学和调皮捣蛋的现象，他们经常会出现逃学、迟到、不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等行为。
我省留守儿童现状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留守儿童现象目前在我省尚不普遍。从劳动力输出的情况看，2004年全省415万农民外出务工，2005年增长至600万，而国内劳务输出第一大省河南2004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就高达1411万人，据有关资料显示，河南省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不下500万人。
记者曾走访了云南省妇女儿童保护中心、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希望从中了解到我省留守儿童的相关数据，得到的答复基本都是：我省劳务输出近几年来才刚刚起步，与此相关的留守儿童现象也是刚刚出现，相关的调查研究还没有形成结论，无法提供准确的数据。
据云南省家馨儿童救助中心的李俊老师介绍，以他接触的100个流浪儿童为例，其中有8个左右是从留守儿童走向流浪，而这8个孩子主要是来自四川和贵州，只有1至2个来自云南的昭通和曲靖。从他接触过的案例来看，云南的留守儿童相对来说的确不算多。此外，李俊老师同时谈到：“云南人的特点，很多都会带着孩子走。”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云南的外出务工人员带孩子在身边的是大多数，即使刚开始条件不允许把孩子留在老家，只要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就会马上把孩子接到身边来。这可能是云南留守儿童相对较少的另一个原因。
为什么留守？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衍生物，是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居民人文关怀缺失的体现，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进城务工人员的农民“身份”难以改变，他们即使已经长期在城市生活，也不能享受所谓的“市民待遇”，城市只能是他们暂时的栖身之所，他们的家庭只能留在农村，子女很难在城市入学。一方面是户籍的限制，一方面是入学费用过高，农民工子女通常只能留在农村上学。根据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对所有中国儿童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按规定孩子们是在户口所在地享受这种待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学龄儿童由于没有流入地的户口，因而不能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不能进入当地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要进入当地公办学校借读，就每年要交纳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的“赞助费”。以昆明市为例，外来流动人口约有106万，其中文化程度低的打工农民占90%，随行学龄儿童约有7万人，他们本应该在正规学校，接受系统教育，可是高额的费用把他们阻挡在公办学校的大门之外。由此，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在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据了解，昆明地区至今仍然有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在简易私立学校读书。而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往往良莠不齐，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往往比较简陋。
记者了解到，把孩子留在家中，这些外出的父母往往处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孩子在农村的花费要比在城市少得多；另一方面，在城市里读私立学校，还不如在老家的学校好，起码是国家的公办学校，孩子能得到系统的学习。
城里的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农村的孩子也是，只要是父母就有一颗望子成龙的心，可是这些离开了父母的孩子，感情上、心理上尚有缺陷，成材的路那更是举步维艰。
“缺失父母”只是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困惑的直接原因而非深层原因。需要深究的是他们为何“缺失父母”？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相互脱节，城乡发展鸿沟日益扩大，1.5亿农民工既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生力军，却又只能无奈地让年幼的儿女留守农村。对他们而言，倘若后代再缺失良好的教育，贫困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代际接力”，农民工的子女永远只能重复他们父辈的命运，甚至连他们的父辈都不如。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建立健全农村人文关怀机制和社会保障体制，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务须解决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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